2017年1月17日，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求发在辽宁省十二届人大八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次对外确认，辽宁省所辖市、县在2011年至2014年存在财政数据造假的问题。在2011年至2014年，辽宁省所辖市县虚增财政收入约占同期财政收入的近20%，虚增最高的年份是2014年，虚增比例高达23%。“注水”规模之大，可见一斑。而对于数据“注水”的原因，陈求发总结为八个字—“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谈到“注水”的动因时，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汪德华表示，中国的发展需要依赖各级官员的投入与推动，需要对地方官员实施以GDP、财政收入等经济数据为基础的政绩考核体系。在这种考核体系下，“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是内在的机制，甚至可以说下一级政府的“注水”，对上一级领导而言是有利的事情。

除开统计口径等技术上的原因带来的统计误差外，辽宁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院长王振宇也认为，在唯GDP、唯财政收入等指挥棒下，只有量大增长快的地方官员，才有更多的晋升机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的招商引资、寅吃卯粮等方式逐步弱化，所以最为简单有效的选择就是数据造假。

一般而言，财政虚增、空转多发生在地方独享的税收收入，如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税收收入，或其他非税收入。

吉林省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张依群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财政收入的“注水”通常有三种方式，一是财政收入的列收列支，存在税收“先收后返”，没有形成地方政府的真实财力；二是地方政府不断以未来的收入进行当期的虚增，形成寅吃卯粮的恶性循环；三是国有资产的一次性处置后再购回，以此循环，不断增加财政收入基数，同样也未能形成地方政府的真实财力。

财政收入“注水”不是单一的，必须与GDP等数据相配合，如此才不致出现“漏洞”。王振宇介绍说：“一般说来，GDP与财政收入的‘注水’都是同步进行的，其他指标如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等也如此，大都遵循着‘基数+增长’的规律，否则各主要经济指标间会出现逻辑混乱。”经济数据“注水”都是自上而下确定高增长指标并进行考核甚至一票否决，而后自下而上进行“注水”。“注水”大都虚构经济行为或事项，进行数字游戏“空转”。以上仅为财政收入端的“注水”行为，为了基本平衡，在支出一端也同步列收列支。

为何辽宁、内蒙和天津会选择在此时“自曝家丑”，新华社在一篇分析文章中认为：首先，营改增之后营业税由以往的纯地税变成了中央、地方共享税，地方继续虚报数据就得自己往里面贴钱。同时，中央和财政部加大了对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行为的问责力度。由此，地方政府加杠杆举债，贴补财政收入“注水”后的支出缺口这一链条被严格监管。

其次，不单单是辽宁、内蒙古、天津滨海新区，事实上，以“制造业+基建”为核心增长动能的整个北方经济，都面临着增长模式转型的问题。面对超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整体经济态势，系统性的数据造假已经越来越难，而承认数据造假反而能为未来的增长打开空间。

第三，未来GDP等各种经济数据统计将完全由中央负责。地方政府基于政绩需要，有虚报数据的动机；但中央统计经济数据，则是为了获取第一手信息以便于经济决策，所以对数据有求真求实的诉求。未来交由中央统计各项经济数据，如果数据为假，纸是包不住火的，倒不如提早“自曝”。

经济数据“注水”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多年来累积形成的矛盾和问题，因特定原因可能在某一时刻突然爆发。在主动承认“注水”之前，辽宁已经经历了经济数据“注水”和“挤水分”所带来的阵痛。2015年，辽宁省财政收入增幅出现了两位数的下降，引起舆论哗然和社会震惊。 

2017年，我国内地31个省（区、市）GDP增速公布，贵州、西藏和云南位列前三甲并实现两位数增长。让外界大跌眼镜的是，此前近10年间经济增速一直在10%以上、位列四大直辖市之一的天津却以3.6%的增速垫底，且经济总量也被后起直辖市重庆超过。而同样曾经遭遇“挤水分”的辽宁，2017年GDP增速则从2016年的-2.5%触底反弹至4.2%。不难发现，此次天津经济增速下滑很大程度上是其主动“挤水分”所致，但经济数据“注水”和“挤水分”后造成的巨大震荡仍然引发社会广泛担忧。

地方主动“挤水分”，会对经济造成什么影响？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姜超认为，一是短期经济承压，修复需要时间。经济数据下修势必对短期经济形成冲击，以天津和内蒙古为例，2016年两省GDP下修部分占到全国GDP的0.8%。同时，“挤水分”要经过长期的调整才能缓慢恢复，以辽宁为例，2015年之后辽宁省GDP增速就降至3%左右，2016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到2017年才重新恢复到4.2%左右。

二是债务压力上升，倒逼财税改革。经济和税收数据下修削弱了偿债保障，令地方债务压力上升。GDP下调后，天津、内蒙古两地地方政府债务/GDP均显著上升。在有限的财政收入下，传统依靠举债支持工业投资大幅扩张的模式已难以为继。推进财税改革，扩充地方税源，显得刻不容缓。

王振宇表示，“经济数据造假造成了经济数据混乱，影响更高层面决策者的宏观决策甚至误判，不利于可持续发展。此前，辽宁的经济数据‘注水’对当地的财政和金融生态造成了极大影响，在‘注水’和‘挤水分’的过程中，财政和金融生态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破坏。”这是因为在现行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收入越多，其获得的上级转移支付就越少，这也导致了近年来辽宁财政收支矛盾的巨大压力。王振宇认为，当前，辽宁最大的一个潜在风险就是养老金的风险问题，社保基金收支缺口逐年不断增加，社会保障压力与日俱增。

国家审计署2016年的一份文件也显示：“辽宁省所辖市、县财政普遍存在的数据造假行为，不但影响中央对辽宁省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决策，还影响到中央对辽宁省的转移支付规模，降低了市县政府的可用财力和民生保障能力。”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石英华认为，经济数据是经济政策研究的基础，也是决策的重要参考。数据信息质量的首要要求就是真实可靠，如果数据出现虚假，就会直接影响数据信息使用各方对财政经济状况的客观评估，导致对地方经济发展形势的误判，进而影响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科学性、精准性。

事实上，经济数据“注水”对一地的经济和社会生态都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张依群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数据失真，导致经济忽起忽落、忽上忽下，也会导致政府和企业家的决策出现失误。”同时，对欠发达地区而言，虚增的财政收入减弱了中央转移支付的力度和规模，牺牲了当地老百姓的利益，只换来了部分官员的升迁。而因地方政府真实财力有限，社会民生环保等投入不足，居民收入及获得感的差距不断扩大，由此引发的经济矛盾甚至可能激化上升至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带来的危害影响是全社会全方位的。

汪德华也表示，可以预期，地方政府经济数据特别是财政收入造假问题，将是未来数年里我国必须面对的焦点问题。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痛下决心，挤出地方政府经济数据的“水分”。

地方主动承认“注水”，主动化解由于数据“注水”带来的一系列矛盾问题，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意义重大，是地方政府减轻负担、轻装上阵的有力措施。主动“挤水分”、“不再为数字活着”，不仅树立了负责任、敢担当的地方政府形象，也缓解了地方政府沉重的压力，有助于地方经济和社会生态重新恢复正常，走上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以辽宁近三年的“挤水分”阵痛为例，其工业增加值和财政收入的负增长经历了整整33个月才还原回来。尽管有些“硬着陆”的意味，但是，辽宁主动戳破“注水泡沫”的途径、方式和勇气，也为内蒙和天津等其他省份提供了巨大的警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在辽宁、内蒙、天津相继公布经济数据“注水”后，社会在担忧全国其他省份经济数据真实性的同时，也在担忧中国经济的真实健康程度。

不过在一些专家看来，即使出现了个别省份造假的现象，但对全国的数字没有太大的影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指出，“国家统计局在很多年以前对全国的GDP核算已经基本上不再用地方的数字，而是采用直接采集数据的办法，有直报的系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总量以及增长率的数据相对是比较准确的，不会受地方数字的影响。”

国家统计局在今年1月18日答记者问时也表示，中国的统计核算制度不会因一些地方和单位的真实性而受到影响。国务院明确，核算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实行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到2019年实施。而对于2019年改革之后会不会再度出现地方经济数据“注水”的行为，张军表示，“不能排除地方在报给国家统计局的数字里面，仍然会有一些虚假的成分，但是国家统计局有办法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而经济数据的真实性也恰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统计方式的改革为GDP等经济数据的真实性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此基础上，如何构建起长效监管机制，铲除数据造假的土壤，做实GDP和财政收入等经济数据，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统计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久久为功。

王振宇表示，实现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真实增长是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决策层对造假的“零容忍”、新预算法的实施、造假事件的曝光与惩罚、辽宁等省份率先“挤水分”以及统计核算制度的改革等，也会为未来经济数据的真实性带来春天。

石英华认为，从长远看，提高财政收支信息质量，应构建长效监管机制。一是建立地方财政收入运行监测系统和定期分析报告制度，及时发现收入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对比分析地方非税收入增长率、地方独享税种增长率等指标是否存在异常情况。二是强化税收会计统计核算基础，确保数据质量。三是加大问责力度，依照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弄虚作假的地区和人员进行问责。四是加快推动政府会计改革，以政府预算会计、财务会计、成本会计以及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提供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政府会计信息，为财政收支数据提供更坚实的支撑。

汪德华进一步提出，统计部门要勇于担当，切实履行好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角色。同时，要将新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的细节，以及如何从基础数据核算出各地方政府经济指标结果的过程细节，都公开透明。在公开透明的压力之下，各级地方政府干扰统计核算的压力将会减弱，统计部门也将更高质量地进行经济核算和政绩考核。

从2018年各省陆续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来看，对比2017年和2018年各地政府公布的GDP增速目标，天津、重庆、浙江、安徽、河南、河北、湖南、山东、甘肃、青海、海南、新疆、西藏、吉林、广东、广西、宁夏、内蒙古等18省市均下调了经济增速目标。结合辽宁、内蒙古、天津三地主动压挤经济“水分”的行为，有观点认为，2018各省陆续调低经济增速目标，同时各地财政收入增速等指标也出现了普遍下调，中国经济似乎迎来了全面“挤水分”的一年。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表示，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要追求的不是经济规模的扩张，更多的应该是经济质量的提升、效益的改善、结构的优化、效率的提高以及更多的绿水青山和更和谐的社会氛围。

张军认为，“我觉得现在有一些误导，好像中国增长速度放慢了，就能够提高经济的增长质量和效率。我觉得这个没有必然关系。中国经济如果有可以加快增长的条件，我们就应该加快增长。增长率本身并不决定增长的质量，关键是要把握好，让经济变得有起伏、有弹性。”

高质量发展并不意味着低增速，增速的快慢也并不能深刻反映出经济质量的高低。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各地合理调低经济增速目标，实际上是为了推动中国经济更好地换挡升级。借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的一句话，“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已经从高速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保持经济合理增速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结构优化升级。只要就业增加、收入增长、环境改善，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

“现在每年都能保证实现6.5%左右的增长目标，起码说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不会低于6.5%，实际上更可能高于6.5%。”张军表示，中国的高质量发展说到底要靠市场持续和公平的竞争来保证。竞争可以激发创造性、创新以及提升劳动生产率，中国目前科创企业的崛起，就是因为背后的竞争。从长远来看，增长的质量其实也需要靠市场的公平竞争来实现，要靠竞争激发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改善以及更多的创新活动，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效率和质量。